南通为何能进上海大都市圈？

在“上海大都市圈”里，南通能进南通可算特殊：大家扫一眼就会发现，为何这个都市圈的上海市圈范围，与历史上“江南”默认的大都八府一州基本吻合，仅有的南通能进不同就是杭州、绍兴不在其中，为何却多了南通。上海市圈

这些年来，大都可能再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南通更积极地想要融入上海了。南通能进有一个海门的为何朋友和我说，当地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广为盛行的上海市圈传闻：启东、海门要划到上海去了。大都我说，南通能进其实昆山、为何太仓也有这样的上海市圈传说。她笑，可见我们多么想投入上海的怀抱了。

苏州历来就是和上海一体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，但一江之隔的南通为什么也这样？甚至可以说，南通是“身在江北，心在江南”。

在历史上，吴语区不断受北方官话侵蚀而收缩，长江口北岸的这些沙洲是吴语唯一“北伐”成功的地区。从唐宋时代起，来自江南的移民以崇明的沙洲为根据地，不断垦拓，到清代更进一步开辟了北岸淤涨的沙地。比如海门，有崇明人陈朝玉带领乡民垦拓，至于启东，原本就是崇明外沙，直至1928年才析置。

时至今日，海门、启东大部分和通州一部分区域仍通行崇明话（或称“启海话”“沙地话”），为数不下200万人，加上同属吴语的通东话、金沙话，形成了一条隐形的文化心理边界。一位在南通建筑圈子混了二十多年、几乎走遍各地的包工头曾和我说，在南通，“北三县”（海安、如皋、如东）有点看不上“南三县”（启东、海门、通州），觉得他们“坏”——实际上，崇明人也有“刁”的风评，那大抵是指一种精明、会算计、重私利的倾向，与江南吴语区那种商业社会的性格不无相通之处。

这倒未必是说吴语的人群有什么神秘的特质代代相传，不如说是一种相似的历史经验使然。在历史上，这些江海之交的沙质土壤稻米产量未必高，但却很适合种棉花，南通毗邻崇明这一片沙地的织布技术，不论是什么样的说法，有一点是一致的，即它是由江南经崇明流传过来的。正如《江南土布史》里所说的，“从南边的扬州到北边的淮安，包括下河与大部分的滨海地区，整个大运河区对于将纺织作为一种企业是闻所未闻的。就这方面来说，扬州以东的沿江各县和江北其他地方不同”。

近代的太平天国战争又造成了几个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：苏州等地的富户带着资产逃往更安全的上海租界，加速促成了十里洋场的兴起；与此同时，扬州在盐政、漕运遭战争彻底破坏而崩溃之后，丧失了对盐城、南通这些滨海地区的影响力，南通自此越来越进入上海商圈。在那些年代里，虽然南通与上海隔着长江天堑，交通不便，但在文化上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，因为在历史上，上海同样是一个依靠棉纺织兴起的城市，早就养成了相似的社会文化心理。产自南通一带的通州棉，因其纤维结实、质地均匀，在上海原棉市场向来拥有很高声誉。

在19世纪末，通州、海门等地的土布商人，每年用沙船载运数万布匹，从上海港出发，向北航行至东北营口等地贩卖，再载运当地的大豆渣南下，作为江南城乡的肥料和饲料。当时就已有许多南通人在上海卖苦力，后来刺激张謇把南通建成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的动力之一，就在于此。张謇曾回忆：“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，常到上海。我开始知道，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，90%是海门人或崇明人。我曾调查他们的生活，都很困苦，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。”不仅穷苦人如此，到抗战初期南通沦陷时，土布业大户也几乎全部逃居上海。

很长时间里，南通人对这座隔江相望的大都市一直抱有复杂矛盾的心情：既在文化上亲近、欣羡它的五光十色，但又不想被当作是乡下的穷亲戚。在1958年崇明划归上海之后，仿佛家里的孩子突然被有钱人家领养了，感受更难以言喻。如今，在崇明岛北缘属于海门、启东的那一长条，一些房地产的广告是“开窗眺望大上海”，仿佛看到崇明就是看到上海了。

不过，无论如何，这些年来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距离还是越拉越近——不仅是文化心理距离，还有地理空间距离，在桥隧、高铁通车之后，以往要靠轮渡、大巴折腾半天的路途，已缩短为一两个小时。“南通南通，向南不通”已成为往事，这座城市的名字似乎已经指明了它的未来：向南辟通，才是出路。